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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力:新时代加快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的战略意义

2018-03-15 10:39:49来源:中国高等教育 繁体中文 打印页面 关闭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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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加快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实现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为我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明确了总体方向,仅就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的政策导向而言,在新时代新形势下将有四个层面战略意义。

加快“双一流”建设是中国建设教育强国的长期任务

党的十九大报告作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新变化的历史性判断,对“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之间分两步走,进行了新的战略谋划,在此基础上首次指出,“建设教育强国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工程”,进一步明确了我国教育在新时代的历史方位。

从国际上看,不管人口大国还是人口小国,都有成为教育强国的成功范例,目前仅有少数发达国家被公认为教育强国,均有足够雄厚的经济实力支撑。我们建设的教育强国,不仅要让本国人民有实际获得感,而且还要争取更高的国际社会共识度。再从国内来看,我们的教育强国,精准对位的是世纪中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高等教育强国应成为教育强国的有机组成部分,特别是在我国高等教育规模稳居全球第一的形势下,在即将进入国际公认的“普及化”阶段的背景下,在更多城乡新增劳动力接受高等教育的情况下,集中政府社会力量,加快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打造一批坚持立德树人、致力科研开发、多方服务社会、传承创新文化、国际交流合作的高地,既着力增强高等教育系统自身实力,又全面拓展服务“五位一体”总体布局能力,在系列强国建设中寻找服务点和贡献点,切实担负起为建设教育强国筑牢根基的重要使命。

加快“双一流”建设是加快中国教育现代化的关键举措

党的十九大报告围绕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明确提出“加快教育现代化”的要求,具有非常重要的战略意义,必然对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提出更高要求。

按照党的十九大的部署,估计我国教育现代化目标基本达成应在2030-2035年间,比国家现代化目标超前一些实现。当前加快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必须同教育现代化瞄准国家现代化的进程完全同向合拍,在推进教育思想、教育制度、教育设施、教育内容、教育方法现代化等方面率先锐意创新,在夯实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础方面成为首善之区,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构建全民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方面形成重要资源平台,在积极主动提供高质量人才支持和高水平知识贡献的同时,争取获得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各行业各方面的更多资源,实现可持续发展。

加快“双一流”建设是沿着多个维度展开的系统工程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世纪之交以来,我国高等教育追赶世界水平步幅明显加速,目前我国大学发展水平大致好于多数发展中国家大学,与发达国家大学的差距逐渐缩小,关键是得益于“211工程”和“985工程”20多年的实施,一些大学初步具备了冲击世界一流大学的基本条件,少数研究型或综合性大学在许多学科领域已取得突破性进展,部分进入世界先进行列。

不过,我国在科技创新体系、行业产业合作等方面还需持续改进,在高等教育体系内部及与外部之间的关系尚待理顺,制约大学质量提高、资源共享、协同创新的体制机制障碍依然突出。因此,我国大学要缩小与世界一流大学的差距,还有较长路要走。今后,我国加快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将注重自身优势、巩固现有站位,也将继续关注国际动态、借鉴他国经验。

从党的十九大报告表述来看,加快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没有沿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文件曾用的“世界”两字,应该说极具远见,这表明中央已下定决心,在“211工程”和“985工程”翻页后,不仅要在“十三五”时期深入实施国家重点建设的“双一流”项目,通过国家政策和中央财政向137所大学提供专项支持,打造争创世界“双一流”的“集团军”,而且还要按照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文件所期望的,“创新高校人才培养机制,促进高校办出特色争创一流。”

这将预示,全国现有2600所普通高校和不到300所成人高校,处于不同领域、不同类型的大学或高校都可以选择合适方式,积极争创世界、全国、省域的一流水平,沿着多个维度迈上新的台阶,既要形成各具特色的、区域化、差异化的一支支生力军,又能够加强多方位协同创新,用从省域到全国的“一流”大学和学科建设,厚植创建世界公认的“一流”大学和学科的梯队基础。

加快“双一流”建设是在不同规则内运作的重点攻关

从党的十九大报告关于自觉增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的重要要求出发,我国加快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也必须增强“四个自信”,我国的“双一流”建设,并非以发达国家为圭臬的亦步亦趋,而要清楚认识在国内外一流大学和学科领域可能遇到的两大规则。

一是深受工业化或后工业化时代科技进步的主导及影响,各国学界形成大体一致的客观尺度,尤以自然科学技术领域的学术研究规范为主,几乎覆盖自然科学所有基础研究、应用研究的世界前沿,包括中国在内的各国都在共同遵循的大规则,不过,其中也因各国全球经济分工位次不同,先发国家与所谓“夕阳产业”相关学科萎缩后留下的世界一流位置,会被后发国家逐渐占据。

二是深受国家社会政治制度、文化传统、宗教等主导及影响,各国学界形成了不同板块的规则框架,尤以哲学社会科学、人文艺术学科等领域出现显著程度不同的国别特点,以至于有些学科具有特殊国情属性,如语言文字、文化艺术、传统医药、民间工艺等等,国内一流实际上等同于世界一流。文化背景的差异、多元文化的交流,既是我国建设一流大学和学科的特有财富,也将面临许多新的挑战,其中,需要格外重视“学、术、道、理”之间的关系。

在“学”与“术”上,已有全球共识度相当高的客观标准,发达国家依仗现代大学发轫优势,占据多数学科专业(特别是自然科学)的前沿,我国大学后发争创一流,要“弯道超车”,就要在产学研合作、深度协同创新上充分发挥制度优越性,克服各自为战、单打独斗的弊端,搭建多样化的协作共同体乃至战略联盟,汇聚政府和社会各方资源联合攻关,在增强服务本国现代化建设能力的同时,培育壮大我国学术界的全球话语权。在“道”与“理”上,有些涉及精神文明深层问题,则应正视我国与其他国家之间的差异,做到和而不同、求同存异,在尊重国际学术界既有规则的基础上,坚持本色、办出特色,坚守和创新本土化的“道”“理”的基石,熟悉和抢占全球化的“学”“术”的前沿。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意味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不断发展,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相信我国的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实践,不仅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服务民族复兴大业,也一定会向世界不断贡献出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作者: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秘书长,教育部教育发展研究中心原主任】

原载于《中国高等教育》2018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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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编辑:刘海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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